林冈：《中国对民主的长期求索》(China’s Long Quest for Democracy)

由我院林冈教授独撰的英文学术专著《中国对民主的长期求索》（China’s Long Quest for Democracy）新近由英国著名的出版社帕雷格尔（Palgrave）出版。该书是钟杨院长主编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系列丛书的第二部。第一部著作是由左亚娜讲师独撰的英文著作《认同政治的演变和两岸关系》（Evolvi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Bridg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ism）刚于2016年年初出版。

《中国对民主的长期求索》一书经过5位专家的匿名评审，获得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成果鉴定，于2016年3月正式出版。本书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框架，探讨中国人民对现代民主的理解和长期追求。通过比较当代民主思想和中国儒家主义的政治传统，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对民主的逐渐认识和不懈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以意识形态的变迁为观察视角，阐述中国民主制度建设过程，并展望其发展前景。本书的出版旨在对国外民主和民主化理论研究，提供中国观点和视角，呈现中国民主建设的独特路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步性，纠正西方将中国视为非民主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偏差，宣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对研究民主化和中国民主发展前景的现有文献进行综述，评析不同理论的强处和弱点，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传统文化、政治过程和国际因素分析途径。本章质疑以社会经济结构的量变推论政治场域的质变的常规方法的合理性，坚持将中国对民主的求索理解为由执政党推动的渐进过程。作为发展型和管理型政党，中共以中国特色对现代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诠释，民主建设和制度创新缘于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创新，同时又受传统文化和既定制度的约束。

第二章比较中国的威权主义传统和西方民主价值。现代民主蕴涵两个对立统一的面向，由人民统治和为人民统治。其特点是对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问题从认识论上进行了统一（synthesis），寻求个人自由、经济效率、社会平等和道德和谐等价值的平衡，兼顾法治和多数统治原则，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平等。与此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实现德治、国家中心主义、知识精英主义和政治等级制度为信条。民本思想固然有助于防范暴政和官员腐败，但不能真正保护无权平民的利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类似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和近代代议政治精神，中国对民主的求索难免以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转型为前提。

第三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说明中国在民国初年对西方民主的接受是民族危机和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但这一制度路径被日本侵略所带来的另一场更大的危机所中断，后者为中国采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供了另一历史节点。内忧外患导致了从晚清到民初的政权改变，当年中国的政治精英不但将民主视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且认为民主是免于社会冲突和个人竞争的完美制度。政治精英对民主的理解，难免受到儒家学说、社会经济的欠发展和外来威胁的影响。道德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有难以摆脱的影响。

第四章分析1979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民主观的进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变化的另一个历史节点，但从意识形态发展仍可看到路径依赖的脉络。晚清知识分子借助重新诠释儒家学说来发现民主思想的根源，而后毛时代的改革者也通过重新诠释社会主义寻求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从学术界有关民主理论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现今制度以及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影响的互相作用。一般民众多认为政府应通过竞争性的公开选举产生，而非基于美德和能力，但很少人偏好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制度。

第五章讨论中共执政方式的改革，执政党的主要功能由政治动员转为政府管理。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制定，包括任期、年龄限制和确立党和国家领导人选前的政治协商，执政党实现了领导权力的有序更替。干部选拨从技术官僚治理（technocracy）走向能人治理（meritocracy），这从过去三十年领导层教育背景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领导致力反腐，减少政府职能，改善行政效率。民调资料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绩效表示满意，同时支持一党领导的统治方式。这说明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化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施政和统治方式的认同。

第六章探讨中国在民主建设上的制度创新，以法治建设、基层自治和党内民主为例。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界定法的统治（the rule of law）和依法统治（rule by law）及德治（the rule by virtue）的关系。基层自治和党内民主则要在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基层自治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多地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和直接民主的精神，党内民主则多少含有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精英主义意味。上述改革的要义是维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地渐次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

第七章总结全书，说明历史制度主义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趋势和民主制度建设的解释效力。基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先前的制度选择，执政党通过意识形态和制度创新，包括提高政府绩效、健全法治建设、渐次推动基层和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路径依赖是观察中国民主发展的有效视角。

本书对中国民主发展研究领域的贡献有三。第一、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增量的过程，而不是从非民主到民主的突变。国外有关民主转型和中国民主化前景的研究文献一般都将民主这一概念视为两分法（民主或非民主）的因变量，而将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视为渐变（continual）的自变量。本书认为用社会结构方面的量变解释政治发展的质变在方法论上有所欠妥。将中国描述成经济转型迅速、政治进步有限的国度，无法解释执政党如何可以维系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非同步性（asynchronism）。这一描述也将导致规范意义上的误判，即经济改革可以也应该早于富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此，本书强调中国寻求民主过程的渐进性，摒弃对民主的两分法（dichotomy）界定方式，认为国外学术界较流行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和民主突破（democraticbreakthrough）概念难以解释或预测中国政治的微妙发展。事实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民主前景的争论，既反映了对中国发生什么或将发生什么的不同经验认知，更是围绕比较政治领域尚未解决的难题，即如何界定和测量民主问题。

第二、本书考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到“管理型、发展型政党”的角色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民主发展前景的影响。鉴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和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及其对现代民主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应将政党角色纳入研究中国民主发展前景的中心环节，而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作为发展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提高了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化解了推行激进民主化的部分社会舆论？本书利用民调资料，对这一假设予以证明。同时以中国的独特民主发展经验，丰富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

第三、本书论证历史制度主义可以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的演进脉络。在中国寻求民主的过程中，出现过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historical juncture），包括晚清民初、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先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范式的选择结果，对现代政治精英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儒家政治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主义、精英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存在一定的张力，都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世代交替则有利于中国社会摆脱传统约束，接受现代观念。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变迁互相作用的产物，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不管是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还是依法治国、基层自治和党内民主的逐渐推展，都可以看出以往规则选择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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